“在他人身上,重复我的痛苦”丨性虐待的暴力循环
两人逐渐发现,Beth并不是天生的心理变态或者冷血杀人魔——Beth在1岁时曾受到来自生父的性侵害,这是她所有不良行为的来源。纪录片《Child of Rage》讲述了曾遭受性侵害的女孩Beth日后变为施暴者的真实故事。它告诉我们:儿童早期经历性虐待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比一般人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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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害者,走向施害者:性虐待的暴力循环
儿童性虐待(childhood sexual abuse,简称CSA)中存在一种暴力循环(cycle of violence),即曾经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更有可能对他人实施暴力行为。这种循环被称为“性虐待-性虐待者”(sexually abused-sexual abuser,简称SA-SA)。
本文编译自2020年发表于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的文章《我就像一个充满报复心的孩子:童年曾遭受性虐待的男性自述进行性暴力的原因》(I was like a kid full of revenge: self-reported reasons for sexual offending by men who were sexually abused as children)。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临床心理学的伊恩·兰比尔(Ian Lambie)和杰罗姆·雷尔(Jerome Reil)在新西兰调查了41名经历过儿童性虐待的性犯罪者,揭示了他们性犯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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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循环,为何存在?
那些曾经遭受过性虐待的人,为何如今会虐待他人?
200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和维多利亚州法医精神健康研究所的托尼·沃德(Tony Ward)等人根据发展路径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al pathways)提供了一个解释:性虐待经历会造成个人性脚本(sexual scripts)的扭曲,这种扭曲会催生心理机制上的多重功能失调[8]。
性脚本,是个人在其亲密关系、性接触中发展出来的一副模具,就像是一套人物设定。它能告诉我们性何时发生、和谁发生、做什么,以及在性行为不同阶段如何理解性暗示;还包括我们喜欢什么风格的伴侣,什么类型的性行为。
性脚本可以通过三个层次形成,分别是个人的内在、人际互动和文化背景。我们每个人对性都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喜好,这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所处的社会结构都有紧密的联系。对于处于童年时期的孩子们来说,其在认知和情感上都尚未建立成熟的性脚本,如果在此阶段遭受性虐待,就会造成他们性脚本的扭曲。
这种扭曲可能体现在:①对不合适的对象产生性快感(例如儿童);②接受不合适的性行为(例如施虐);③认同不合适的性意义(例如那些毫无人情味的、将人视为客体的不平等的性)。
因此拥有不合适的性脚本、多重功能失调的人,往往无法理解“儿童是不适合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儿童并不具有对性行为的知情同意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在自己经历了性虐待后还会继续对其他人实施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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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害者到施害者,他们是怎么想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从新西兰一个社区治疗计划中选择了41位男性作为参与者,通过问卷和访谈来建构他们的自我报告(self-report)。这些男性都曾被指控犯有儿童性虐待行为,童年时也都有被性虐待的经历。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认为,性虐待的遭遇,已经改变了他们生活的轨迹。
在他们的自我报告中,实施性犯罪行为的动机存在差异。绝大多数人(88%)是出于愤怒、报复和异常的性兴奋,只有少数人(12%)表达的是孤独、抑郁、低自尊、沟通困难。
有54%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有25%的人表示,在被性虐待的过程中,自己被唤起了快感,尽管有些时候这样的快乐和厌恶是并存的。这种快感驱使着自己去侵犯他人:“如果自己喜欢,那其他人也会喜欢。” 有19%的人表示,自己被性虐待后感到愤怒,想要报复回去,尽管这样的报复并不会波及那个伤害自己的人,而是其他无辜的人。同时,自己也想控制、压迫别人,就像掌控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一样,由此来夺回自己曾被夺走的控制感。
有10%的人将性虐待视为正常的行为而非犯罪,他们抱着“我不觉得它是错的”或者“我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想法,认为它既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能发生在他人的身上。
仍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儿童时经历性虐待与自己后来实施性犯罪之间没有联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性虐待的经历和解,或者成功将其抛在脑后。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这两者全无关系、各自独立,例如一位参与者这样回答:“我侵犯他人的幻想早在我被侵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研究者问参与者:你们是否会对他人感到同情?考虑过虐待会对他人造成痛苦吗?
有88%的参与者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忘记了,我不记得我曾被虐待过。”只有12%的参与者表示,他们有过“不愿把自己的受虐经历加诸于他人”的念头,但是这种同情只是在心头一闪而过。大多数时候,想要实施侵犯的欲望压倒了这一同情。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同情会让他们不可避免地回想起自己曾经历过的痛苦,“我一旦想起,就会感受到那有多糟糕。” 因此他们不会这样做,而是将自己曾承受的痛苦,施加给了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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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暴力循环,需要从起点开始
分析参与者的自我报告之后,研究者发现,在童年时遭遇性虐待时所造成的创伤会使他们之后实施性犯罪的风险升高。如果我们能为受到性虐待的儿童做出合理的干预措施,就可能直接减少未来的性犯罪。
(1)教育他们,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性行为
本研究的作者之一伊恩·兰比尔(Ian Lambie)在2002年的另一项研究中,发现有34%的人群表示会对曾遭受的性虐待产生性幻想,并围绕这个幻想自慰;但如果是在性虐待创伤恢复得较好的群体中,只有15%的人会这样做[9]。
在本次研究中,许多参与者也都提到他们因性虐待经历而产生了兴奋和性唤起,这一兴奋令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甚至对此感到内疚。这说明了性虐待可能令人产生对性的不恰当认知,需要心理调节。我们应为其提供性教育,这能够令他们重塑观念,让他们了解健康的性行为和性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2)帮助他们疗愈创伤,认知犯罪
早年的性虐待经历让受害者感到自己失去了权力和控制感。如果我们能帮助其面对他们的创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复仇的欲望,就能减少他们可能做出的反社会行为,降低他们实施性犯罪的可能性。
性虐待的受害者们还可能会将性虐待视为正常的行为,因为这样的看法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被钉死在受害者的耻辱柱上。但是一旦他们将“性虐待”这件事正常化、合理化,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便会伤及他人。
(3)保护他们不再遭受二次伤害
受到性虐待的孩子们因为耻辱感,很可能不会对他人开口说出自己的经历。即便讲出来了,如果遭受他人的不重视和不信任,对孩子们来说也无疑是二次伤害。
在本研究的参与者中,只有20%的人开口告诉他们的亲戚和朋友自己被性虐待过,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获得了支持。同时,参与者中没有一个人曾寻求过专业的咨询。
如果他们能获得回应和支持,不再受到二次伤害,就可能降低性虐待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同时,从事儿童工作的临床医生还需要保持敏感,注意发现那些潜在的、未被诉说的性虐待经历。
(4)培养他们的同情心
2015年,伊恩·兰比尔(Ian Lambie)与同系的艾玛·约翰斯顿(Emma Johnston)合作研究发现,那些从自己的创伤经历中恢复得更好的、没有实施性犯罪的人有更强的同理心——他们不愿让他人承受自己曾遭遇的痛苦[10]。
性犯罪者的同理心是相对匮乏的。如果想让性虐待的受害者保持对他人的同理心,就需要他们和弱者站在一起;问题是,这会让他们想起“自己曾是弱者”,并感到无力、悲伤和痛苦。
我们可以帮助其面对这种无力感,而不是逃避它。通过心理服务或小组工作,可使之生出对自己身体、行动,乃至生活的掌控感,鼓励他们接纳自己,进而培养和保持对他人的同理心。
今日互动
你是否同意暴力循环这一理论?
你如何看待一个同时是受害者与施害者的人?
我们能为身边的性虐待幸存者做些什么?
[1]Garland, R. J., & Dougler, M. J. (1990). The abused/abuser hypothesi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J. R. Feierman (Ed.), Pedophilia: Biosocial dimensions (pp. 488–509). Springer-Verlag.
[2]Barnard, G. W., Hankins, G. C., & Robbins, L. (1992). Prior life trauma,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sexual disorders, and character traits in sex offend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5(3), 393–420. https://doi.org/10. 1002/jts.2490050306
[3]Dhawan, S., & Marshall, W. L. (1996). Sexual abuse histories of sexual offenders.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8(1), 7–15. https://doi.org/10.1177/107906329600800102
[4]Graham, K. R. (1996). The childhood victimization of sex offenders: An underestimated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0(3), 192–203.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9604000303
[5]Hanson, R. K., & Slater, S. (1988). Sexual victim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ld sexual abusers: A review. Annals of Sex Research, 1(4), 485–499. https://doi.org/10.1007/BF00854712
[6]Hindman, J., & Peters, J. (2001). Polygraph testing lead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adult and juvenile sex offenders. Federal Probation, 65(3), 8–15.
[7]Leach, C., Stewart, A., & Smallbone, S. (2016). Testing the sexually abused-sexual abuser hypothesis: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51, 144–153.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5.10.024
[8]Ward, T., & Siegert, R. J. (2002).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theory knitting perspective. Psychology, Crime & Law, 8(4), 319–351. doi:10.1080/10683160208401823
[9]Lambie, I., Seymour, F., Lee, A., & Adams, P. (2002). Resiliency in the victim–offender cycle in male sexual abuse. Sexual Abuse: A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4(1), 31–48. https://doi.org/10.1177/107906320201400103
[10]Lambie, I., & Johnston, E. (2015). "I Couldn’t Do It to a Kid Knowing What It Did to Me": The narratives of male sexual abuse victims’ resiliency to sexually offe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0(8), 897–918.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4567664
编译丨久衣
编辑丨苦瓜 晨曦 达生
视觉丨bong
排版丨橘子皮
校对丨Fauna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 出品